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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视留学生生活

发布时间:2012年06月12日来源:施强留学作者:Lisa我要评论

    不可否认,随着中学生加入到出国留学的大军中,导致留学热潮一直升温,不过,相对而言,也有更多的国家把眼光瞄准了中国这个广大的留学市场。耳闻目睹媒体上留学中介机构的广告比比皆是,英、法、德、日、俄……有人戏称:“‘八国联军’又大举进军中国了。”对于中国学生来说,出国留学又是多少人的梦想啊。然而留学的生活究竟是怎样呢?记者近日采访了几个去不同国家自费留学回国度暑假的中国学生。
  徐腾腾,男,18岁,现就读加拿大俄卡迪亚大学。于苗,女,20岁,现就读美国科罗
拉多大学。翟硕,男,21岁,现就读苏格兰特尔福德学院。金芊,女,22岁,现就读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

  初到异国他乡,迎接他们的是举目无亲、孤立无助甚至受骗上当的遭遇

  翟硕高考落榜,在北京的一所民办大学学了两年计算机专业。爸爸一直对他上的不是正规大学耿耿于怀。虽去英国学语言一年的学费要4000英镑(约合5万元人民币),好大学一年学费要1万多英镑,但他爸爸很看好英国的教育制度,于是就花了1.3万元委托一家留学中介机构,帮他联系去苏格兰特尔福德学院留学。

  去年10月31日,翟硕登上了飞机。9个多小时后到了伦敦。刚踏上英国的土地,翟硕说他就遇到了麻烦:“首先是语言障碍,我需要在伦敦进行落地签证,再转机到苏格兰。虽然出国前我参加过两个英语口语强化班的学习,可伦敦移民局官员的提问我只能听个大概,却回答不出来,急得出了一身冷汗。好在问题不太复杂,无非是‘你为什么来英国’等等,我连蒙带唬好歹蒙混过关了。听说也有人因回答不出移民局官员的提问,又飞回国的。

  “在伦敦转机1小时后,我到达苏格兰首都爱丁堡。一下飞机我就傻眼了。出国前中介公司的人说,已为我在爱丁堡安排好了住的家庭,那家人会来机场接我。可我在许多举着牌子接人的人群中转悠了半天,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。眼看着同机的人一拨一拨都走光了,我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机场大厅里,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目无亲。想到我连那个家庭的地址、电话号码都不知道,有一种被遗弃的凄凉感,眼泪止不住地流,怕人看见就躲进厕所里哭起来,边哭边后悔出国。   “大哭了一场,才想起给中介公司打电话,就在机场花10英镑买了张电话卡。由于语言不通,卡买错了没法用,好说歹说才换了一张。费尽周折,当学校值班的人来机场把我送到那个苏格兰家庭时,我已经24个小时没吃没喝了。”

  金芊已在新加坡留学3年了。出国前她是北京一所重点中学高三的学生,眼瞅着就差高考这一关了,父亲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,建议她去新加坡上大学。新加坡有6所公立大学,国际学生一旦考上,可享受80%的助学金。个人承担20%,也就合1万多人民币,和国内一些大学的学费差不多。而且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,不像国内的一些大学,学出来的往往是“哑巴”英语。全家人一致赞同金芊到新加坡留学。

  金芊对刚到新加坡时的窘况记忆犹新:“虽然出国前我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,但还是遇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苦。新加坡虽然华人很多,但当地华人说的话我听不懂。听说我是从中国来的,连一些卖饭的都看不起我,卖饭时故意少给。有人甚至会轻蔑地问‘你们家有电视吗?’

  “我和一个女孩合租了一间房,房东老太太对我们很苛刻,房间里安着空调,但不许我们用。在房间里热得实在受不了,我就到附近的酒店大堂里做功课,图的是那儿有空调凉快。老太太也不许我们用洗衣机。毛巾被、牛仔裤我都得用手洗。她还不许我们在厨房做饭,只能天天到街上的小饭馆去吃。我们先交了两个月的房租(其中一个月作为抵押金),和我同住的女孩实在忍无可忍,住了1个月连抵押金都不要就搬走了。虽然我也很想搬走,但想到会损失300元新币(约合1500元人民币)的房租就忍住了。

  “新加坡的东西很贵,几乎是中国的5倍,我在家时特爱吃零食,可在那儿不敢买,太贵了,刚去的半年我连根冰棍都没舍得吃。很多中国同学都叫苦连天,一个从河南来的同学说:‘要知道出国这样,打死我也不来。’   “刚到新加坡不久,我的留学计划就差点儿泡汤。我原计划先到语言学校学几个月,然后考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预科班,学半年后直接转入该大学。但当我在语言学校结束学习后,把旧的学生准证交给新加坡移民厅,等待办新准证时,接到移民厅的来信,就一句话:学生准证没被批准。这意味着我必须在14天内离境。我顿时懵了。”

  没想到在中美学校里都不适应

  徐腾腾说起到初到加拿大留学时的遭遇,至今都忿忿不平:“这所位于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国际学院是私立学校,学费和生活费很贵,一年大约需要15万元人民币。学校的校长是个做生意的香港老板,老师大多是亚裔,同学也大多来自亚洲,没有加拿大人,也没有英语世界的人,在这所学校根本感觉不到是在加拿大,很像中国的学校。我很后悔,花这么多钱,却没找到学英语的环境。   “这学校的中国人很多,人际关系复杂,我呆得很不舒服,处处感受到中国人的恶习。刚去时从一个先去的中国学生那儿买书就受骗了,他十分热情地要帮我买书,书8折买来了,我很感激他。可后来我发现这书5折就能买到。

  “数学老师是个加拿大人,他见了我们从来不笑,我认为他是种族歧视。可他有一次来上课时忍不住很生气地说,他看见前面走的两个中国学生把痰吐在墙上。中国学生的一些行为让加拿大老师很看不惯,如在公共汽车上大声喧哗;一些有钱的中国学生恨不得一年回5次家;开着‘宝马’招摇过市;在学校交了饭费嫌饭不好吃,天天让中餐馆送外卖;和女友同居;有人去了两年英语也没长进……

  “有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:有位加拿大老师英语教得很好,我的考试成绩是全班第一。为了表示感谢,我送了他一幅国画。没想到他竟冷冷地对我说‘你不要送我任何礼物,你的分出来了,不可能改。’我当时就懵了,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对我。过了两天,他送给我一张表示道歉的卡,我才知道加拿大老师非常怕接受中国学生的礼物。有的中国学生考试成绩不好,就按国内的习惯给加拿大老师送礼,老师很高兴地收下了,学生就提出让老师加分的要求,使老师很尴尬。我第一次觉得我是中国人真不光彩。

  “在这所学校上学,天天都得防着谁似的,我感到紧张、压抑。实在无法发泄,我就在床板下用英文写了一句话‘这学校要走向地狱’。没想到被打扫卫生的人发现了,告诉了校方。校方负责人把我叫去,我承认是我写的,那人愣了,没想到我会坦白。我因此被校方给予警告处分。”

  于苗赴美时已是大三的学生了,由于在国内接受的就是美国的师资、教材和全英语授课,初到美国时,她虽然没有太多的语言障碍,但面临的却是与在国内上学时截然不同的压力。

  “刚去美国时,我除了学习,还要兼顾打工、做饭、学车、处理生活中各种杂务和人际关系,生活不再像在国内时蜷缩在象牙塔里那样单纯。有的课堂上同学是清一色的美国人,授课内容是文化背景很遥远、很陌生的东西。教授很鼓励课堂发言,同学们在课堂上都很活跃,发言时出口成章。而我在前几节课上,尽管一直都想插嘴说点儿什么,但喉咙就像被堵住了,始终无法开口。

  “在国内上学时,我一直喜欢在课堂上率先发言,喜欢面对黑压压的人群讲演。可初到美国,在一群美国学生中间,那种与同学格格不入的感觉让我感到苦恼和失落。我知道必须要打破这个局面,要么在沉默中爆发,要么在沉默中死亡。

  “终于有了一次让同学认识我的机会,在媒体与政治课上,教授让大家作自我介绍,我很兴奋,站起来说,我叫于苗,来自中国,我刚来美国,觉得一切都很陌生,我不认识你们,又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,我觉得很沮丧,又觉得你们每个人都那么聪明,上课时那么活跃,我曾想过要退掉这门课。我很想认识大家,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我,让我学得更好,我会非常感激的。我说完后,教授激动地说‘Nice,Very Nice’,同学们给我鼓起了掌。终于把憋了好久的心里的话说出来了,我觉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。”

  他们打工,饱尝了劳碌、屈辱,咬着牙挣到了血汗钱。

  出国虽然才8个月,但翟硕认为自己脱胎换骨像变了个人。“过去在家时,我好吃懒做,花钱没数,三天两头和父母下饭馆,一放假就到云南、青岛、哈尔滨天南海北一通儿旅游。可在国外,我很少在外面吃东西,几乎没出去玩过。我最爱在超市快关门时去买快过期的食品,刚去时买了一大包快过期的面包,吃了好几天,直吃到面包长了毛。青菜也拣便宜的买,一根黄瓜卖10多元人民币,我从来不吃。我把花的每一笔钱都仔细地记下来。我觉得睡觉是浪费生命,有那时间还不如去打工。”

  翟硕刚去爱丁堡一个月就急着打工。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快餐店负责收拾40多张餐桌,楼上楼下跑个不停,垃圾袋满了得换,还要切菜、洗碗,老板不让闲着。有一次他不小心把手切了个大口子,血流不止。他怕老板看见嫌他笨不让干了,匆匆忙忙就去洗盘子。破了的手在热水里泡了几个钟头,下班时手指已被泡得红肿。

  在餐馆他拿的是最低工资,一小时4英镑。后来听说当清洁工挣钱多,一小时5.6英镑,他就改了行。清洁工每周六、日从早上6点上班,干到中午12点,6个小时中他要分别去打扫3个酒吧。提起第一次去酒吧,翟硕说:“我恶心得差点儿吐了。经过一夜折腾,酒吧里杯盘狼藉,厕所里污秽不堪。我是新来的,只能干最脏的活儿———打扫男女厕所,英国工头让我把马桶、便池、洗手池、玻璃、水管子、地面、墙上都喷上清洁液,然后用布擦干净。开始我戴着手套干,但太慢,就把手套摘下来,每次干完活儿,手都被清洁液泡得肿肿的。不干活就挣不着钱,只好强忍着。临回国前,我打了3份工。平时每天下午5点至7点收拾4间教室,8点至11点半到餐馆送外卖。周六周日早上6点至12点打扫酒吧,下午5点至夜里12点半到餐馆送外卖。

  “打工受苦受累不说,还受欺负。出国前在我印象中英国人很绅士,可干完活儿工头常常少给或不给钱。我在酒吧打工,两个星期应挣100多英镑,可工头只给40英镑。没办法,只好‘打掉的牙往肚子里吞’。”

  翟硕出国8个月,打工挣了2000多英镑,他挺自豪,说:“这些血汗钱够生活费了。”

  “我到新加坡4个月后开始打工。”金芊说,“我教小学生和成人汉语。教小孩1个半小时20新币,教成人一次50新币,这样我的饭费和零花钱挣出来了。每逢周六、周日晚,我还要到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打工,主要接待华人的婚礼。我要拎着20多斤的开水壶不停地走,给65张桌的客人倒茶。壶很沉,水很烫,我不得不用指甲盖垫着倒,一会儿指甲和手都麻了,就不觉得烫了。后来又让我上菜,按当地老华人的规矩,上每道菜都要先举起手托着盘子,然后把盘子甩到胸前,在灯光下给客人鞠躬后再上桌。和我同去打工的同学有的把盘子扔出去了,有的被烫了。菜上桌后分菜要求也很严,分鱼时用刀叉两下就得把鱼刺取出来。分汤时不许一碗一碗地盛,说不吉利,要求一勺汤要分在每个碗里。我还干过酒店的客房服务,一人负责10间客房,整理床,擦家具,收拾卫生间,自带着面包和水,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6点,挣50元新币。

  “后来,为了摆脱孤独,我当起了二房东。我租了房东的几间房,留学生来了,我到机场把他们接来,住在我租的房子里,还要帮他们办各种证件,带他们熟悉新加坡和学校。为给一个新来的人买张席梦思床垫,我舍不得雇人运,就自己扛着从新加坡边境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把床垫运回来。床垫足有几十斤重,扛起来很吃力,街上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我。”

  金芊当了两年二房东,先后接待过近20个房客,她说:“虽然我只混个不赔不赚,但待人接物的能耐可长了不少。”

  于苗的打工经历也不容易。“我到美国一个月就尝试着在中国人开的寿司餐馆打工,负责接外卖的电话、收钱和领位,一小时挣8美元。我以为接电话很轻松,但一看菜单头就大了,那上面菜肴的名字都是我从没听过的,光寿司就有几十种,我最怕客人在电话里问‘小姐,你们的蜘蛛卷里有什么呀?’我实在记不清那里面除了一只炸螃蟹外,还有什么。记下客人点的古怪菜名和特殊要求如加双份姜等,还要记下详细的地址、电话,否则送外卖的司机就找不到。

  “领位说来简单,客人进门,微笑地打个招呼问声好,把他领到餐桌那儿。可我却在这事上闯过祸。那天晚上,随着清脆的门铃声,走进来一位衣冠楚楚的美国绅士。我微笑地问‘先生,您就一个人用餐?’他彬彬有礼地回答‘是的。’我又按规矩问他‘您想坐桌子还是寿司吧?’他依旧彬彬有礼地回答‘桌子。’我突然想起老板说过,如果客人是一个人就尽量带到寿司吧去,餐厅的桌子不多,万一来个开Party的没桌子损失就大了。我于是对那先生说‘您就一个人,不如坐寿司吧。’哪知那位先生掉头就走,走到门口对我说,‘小姐,你犯了两个错误,第一,问我就一个人用餐?第二就是关于桌子和吧台的。对不起。’我赶忙说‘对不起’,但他已经大步走了出去。赶走了一个“上帝”,要是让老板知道罪过就大了,我忐忑不安,那一晚工作还出了好多错,最恐怖的是把客人已经被刷过的信用卡又拿来刷了一次。

  “还有那个从福建农村偷渡来的大厨师,总是不怀好意色迷迷地注视我,终于有一次他过激的行为使我决定必须离开餐馆了。”

  于苗离开餐馆又去幼儿园打工,每小时6.7美元,比餐馆少,但她想陪小孩玩该是件轻松有趣的事。然而美国的小孩可不那么好对付。

  “午睡时老师让我去拍一个小孩的后背哄他睡觉,那个小孩转过头来恶狠狠地对我说‘滚开,别碰我!’由于我不知道他们最喜欢的一种甜酱的名称。一个4岁的小男孩指着我的鼻子嘲笑地说‘你真笨!’一个叫仙蒂的女孩甜蜜蜜地对我说‘你能抱我给小青蛙喂点儿吃的吗?’我想热爱小动物是好事,应该鼓励,就抱她去喂窗台上水缸里的青蛙。她举着一个小罐子,哗啦一下把里面的青蛙食物全倒进去了。一会儿,那班的老师就带着仙蒂来找我的麻烦了‘你永远不能让小孩自己去喂青蛙,她会把青蛙撑死的!’我傻了,还以为他们天天都自己喂青蛙呢。我气愤地转头看仙蒂,她嬉皮笑脸地冲我作鬼脸,‘哈,挨骂了吧!’一个小孩悠闲地躺在教室的窗台上,我想起昨天看到一个小孩爬窗台时遭到老师的呵斥,就死拉硬拽地把那小孩抱下来,没想到他会去告老师,老师竟对我说‘他有权躺在窗台上。’我只好把他抱回窗台。”

  尽管打工很累,但于苗想到每一分钟都在挣钱就很开心。挣了钱后,金钱观也随之改变。她说:“初来美国时,不论看到什么东西都会折成人民币,觉得好贵,打工后就感觉好多了,即使在学校4块多钱一顿的中餐也觉得吃得起了。本来嘛,我半小时就挣出来了。好有成就感呀!”

  在陌生的学习环境中,他们历经了压力、挫折和竞争的考验,感受到成功的乐趣

  金芊在新加坡刚上了4个月的语言学校,就收到移民厅的信,通知她的学生准证没被批准,必须在14天内离境。她当时只觉得脑袋“嗡”的一声就懵了。她去找移民厅的官员问理由,官员让她去找学校,学校说大学预科班因没招满停办了。这意味着她直升淡马锡理工学院的计划泡汤了,而且,必须在14天内找一个肯接收她的新学校,否则就得回国。

  金芊说:“一看上不了大学预科班,估计考大学没戏,和我一块儿上语言学校的十多个中国学生大都回国了,有的去了其他国家。我在国内上的是重点中学,同学们都考上了大学,我要不走也能考上好大学,可在新加坡我竟连预科都没上成,当时的心理压力特别大,甚至也想回国。但转念一想,既然出国了就应尽最大的努力搏一搏。

  “那些天,我东颠西跑地找了五六所学校,最后选中了商业私立学校。学费很贵,3个月就要3000新币(合1.5万人民币)。我一边学习一边找人补习准备考大学,我不敢告诉父母,怕他们着急,我知道自己没有退路,必须奋斗考上公立大学。虽然留学生在新加坡考公立大学很难,由于新加坡只承认中国部分名牌大学的学历,其他大学毕业的学生想来新加坡读研究生,必须重读本科。因此我的许多竞争对手都是国内的大学毕业生。”

  经过努力,1999年金芊终于考上了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,考上大学的只占报考人数的10%。“进大学后,我有了好心情,但在学校每天都很紧张,学校实行淘汰制,每学期都有很多学生被淘汰,如我们当年考上了900人,一年下来就剩400人了。大二根据成绩分专业,我学的是最好的通讯专业,而且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。再过一年我就毕业了,毕业后会拿到‘绿卡’,由于我享受了政府的助学金,因此至少要在新加坡工作3年。”金芊对前途充满信心。

  于苗刚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时,看到每一门课的教学大纲那名目繁多的内容,就感到发怵。尤其是媒体与法律这门课,讲的是美国涉及新闻领域的相关法律,其中渗透了美国人的意识形态、价值观,是她闻所未闻的。教这门课的教授是一位职业律师,每节课都讲很多内容,什么宪法第一修正案、诽谤罪、著作权法等等,听起来既陌生又枯燥。班上的另一个中国学生不堪忍受这种折磨退课了,她则硬着头皮坚持着。

  “尽管在国内大学我是班上最好的学生,可我觉得和一班美国同学相比,肯定起点是不一样的。期中考试前我如临大敌,复习笔记写满十多页纸的正反面,还背了好多案例。考试后宣布成绩时,教授说大家考得不好,平均成绩是C。同学们都灰着脸听着。教授检讨了可能是考题太难后,接着说,不过咱们班有一个同学答得非常出色。考卷发下来了,我竟然得了100分。下课后教授对我说,她真的很惊讶,对于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,她既感动又有几分崇敬。她问我,你一定是经过非常刻苦努力的复习吧?我说,我几乎把课本重抄了一遍。教授听得目瞪口呆。

  “期末考试为了写结业论文,我把图书馆翻了个底儿掉,然后就等着讲演。我准备了好多小卡片,甚至在公共汽车上逮着一个不认识的美国人,就问人家某个词的正确发音是什么?讲演那天我要求第一个上讲台,我谈到中国媒体许多有趣的故事,又提到相关美国法律和一些案例,最后进行二者的分析比较。10分钟的讲演我洋洋洒洒讲了近20分钟。结束时,教授和同学们都热烈地给我鼓掌,教授赞叹道‘太漂亮了!’接着她又问谁下一个说,全班竟没人举手,有个女生说‘我可不想跟在她后面当下一个’。”

  在美国结束一学期的学习后,于苗的每门课都拿了A。

  翟硕到苏格兰特尔福德学院后,感到最困难的就是语言障碍。他说:“同学来自法国、智利、新西兰、土耳其等国家,彼此的语言对方都听不懂,根本无法交流。因语言不通,刚去时我在学校连教室都找不着,头两个星期上课,什么都听不懂,像在国内看没翻译过来的进口原版大片似的,老师让干嘛不知道,留什么作业也不知道。当时我感到特别痛苦,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出国。”

  不过,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,爸爸一定让他出国留学,说对前途有好处。虽然爸爸有自己的公司,但他在出国前发现,为了支付昂贵的学费,爸爸妈妈开始省吃俭用了。爸爸以前都是“打的”上班,后改坐公共汽车了。妈妈身体不好,以前每两周去医院做例行检查,现也很少去了。   “我除了上课就是玩儿命地背单词,英国的教学方式和国内迥然不同,不像中国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,为让学生掌握交流的技能,每天下午的课都是和导师面对面地聊天,家长里短什么都聊。一个月后,我上课能听个八九不离十了,在国内天天上英语强化班也达不到这水平。后来我又去打工,打工也是为了融入英国社会练口语。几个月下来,我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,如今和老外用英语交流没问题了。”   翟硕的目标是苏格兰最好的爱丁堡大学,他想学商务信息专业。他说:“本科毕业后我还想继续读研,当然,我会继续打工挣学费,减轻父母的负担。”

  徐腾腾对加拿大的学校很不满,一去就惦记着尽快离开,这就促使他给自己定了个必须在一年内考上加拿大大学的目标。但这目标对没上过高中的他来说谈何容易?

  “我这一年实在太苦了,一般每天夜里两点睡觉,早晨七点起床,有时困得不行,但一想到国内的同学正在准备高考,肯定比我苦100倍,就打起精神再学两小时。数学是我最吃力的课,尤其是微积分,我从来没学过。但老师以为我们都会,因为同学们最起码也是高中毕业,有些甚至在国内上过大学,因此教学进度很快。这可苦了我,我只好在放学后玩命地做题,拿出在国内对付‘题海战术’的功夫,一做就是三四个小时。我告诫自己,必须保证数学考试及格,如不及格重修的话,要多花1200加币(约6000元人民币),我绝不能因为我没努力,让妈妈多掏一分钱。这就是我当时的动力。”

  徐腾腾有一股狠劲儿。第一次数学考试才得了50多分,他就给自己加码儿,哪怕不吃不睡也得考好。第二次考试得了80多分,以后数学成绩再没掉下来。为考大学写论文,他利用暑假加课,每天苦苦读书,到图书馆查资料,然后坐在电脑前一天写了7个钟头,大纲、草稿、正文,直写得眼睛都花了。再经过三番五次的修改,别人一学期完成的论文他在两个星期完成了。终于以超过录取线8分的成绩被加拿大俄卡迪亚大学录取了。

  “我之所以选择到这所远离加拿大喧嚣城市,冬天非常寒冷的半岛上大学,一是由于那所大学的电脑非常棒,我的专业是计算机和电子商务。二是因为那儿的中国人很少,我想躲开中国人的圈儿。”徐腾腾至今对那所加拿大国际学院的环境心有余悸。

  采访了几个自费留学生后,我不由感慨万千:这些在国内众星捧月、衣食无忧的独生子女,在国外却过着孤独无助、节衣缩食的生活。陌生的学习环境,残酷的打工遭遇,父母期望值的压力,迫使他们在意识到外国并不是天堂的同时,学会了省吃俭用、刻苦耐劳、忍辱负重、自强自立。没想到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竟是他们在异国他乡学到的。在国外的苦水中,他们被泡得成熟了,长大了。

  在此,我记下了他们每人在留学期间发自肺腑的一句话,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我。

  徐腾腾:我必须在一年内考上大学,绝不能因为我没努力,让妈妈多掏一分钱。

  翟硕:我能在英国撑下来,靠的就是这句话:只有吃不了的饭,没有吃不了的苦。

  于苗:如果永远不走出家门,你就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原来可以很独立,很出色。

  金芊:既然出国了就应尽最大的努力搏一搏,即使结果不能如愿以偿也要无怨无悔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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